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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网《晚年周恩来》 】 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在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的周氏马上转向，采顺守之道，选择了跟毛走。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他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转圜，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毛主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岗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
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
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着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不过应该说，周恩来不愧是个善于在政治旋涡中游泳的老手，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顾，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仍然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干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千网 -www.1000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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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时间: 2006-05-03
作者(转载者): 《晚年周恩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