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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网Karen Liu 】 从早些年运动员微薄的薪水到政协委员拍案而起，质疑中国球员的畸形高收入；从足球运动员在收入上的一枝独秀，到今天众多项目的群芳争艶。每一个关注中国体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这种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巨大变化。
中国运动员财富的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谈到中国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时，都自然不自然地把足球运动员抓来做典型。在甲A十周年时，李承鹏满怀感伤地回顾了1994年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而其中有不少是和钱有关的……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出去喝酒吃狗肉。从那个晚上起，他们不必再时刻提醒自己每月工资祗有150元，坚持说当时自己已是标准的副营级干部的江津，一个月能拿200多元。但这样的一场比赛让江津猛然看到了与副营长的区别，他分到的3000元奖金相当于副营级一年的工资……
仅仅这些就足够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职业体育给运动员带来的远胜于体工队的那一点点死工资的丰厚收入。而这仅仅祗是1994年----甲A元年，那个刚刚点起观众、赞助商和投资人热情的年度。随后几年里，随着市场的开发，社会关注度的逐渐提高，球员工资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记忆犹新。在球员收入的最高峰时期，球队一般主力都能达到7位数的年薪，而所谓大牌，则再高出一倍不止。球员收入如此快速的增长，几乎超出了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球员的高收入成为职业足球中最为社会所诟病的问题，也成为砸职业足球的人眼中永远不会偏离的靶子。
回顾中国运动员的财富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体育的职业化（虽然时至今日，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祗能算得上是伪职业化）。因为，体育职业化是中国运动员财富积累在时间上的分水岭，这一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运动员的财富构成，正式掀开了中国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大幕。
1994年时，李明那每个月区区150元工资，就是他从体工队能够获得的收入，也代表了同时期其他项目运动员基本的收入水平。这是运动员归属于体工队的关系带来的，与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
而早在此两年前，一场关于中国体育改革的会议已经在悄悄地酝酿着变革的风暴。
1992年中山会议发布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的目标。随后的红山口会议决定足球率先进入“以体育改革与机制转换为核心，以协会实体化、俱乐部制和产业开发为重点”的职业化改革历程。在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上，1994年4月诞生了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吹响了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号角。在职业足球改革初见成效的带动下，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类等项目也逐步建立起职业联赛。
于是，以足球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在短时间内成为大量社会资源集中的目的地，这种以观众关注为最根本动力的社会资源集中让中国体育摇身一变，以职业体育的面貌成为媒体、资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而运动员作为职业体育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也惊奇地发现一夜暴富的神话相继发生在自己和队友的身上。在经历了最初短暂的不适应之后，职业体育运动员和他们的雇主之间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将其财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运动员财富在职业化进程中的快速增长有着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是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背景。先不论运动员财富的增长，祗要看看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发现，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是这一历史时期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推动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则是整个社会对体育竞赛需求的增长。无论运动员的财富具体来自何方，从营销的角度看，总脱离不了市场需求这个最原始的动力，离开了市场，一切都免谈。同时，体育的职业化也是促成运动员财富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正如前面所言，职业化为体育提供了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同时开辟了运动员财富积累的新干线。职业体育的政治功利目标则起到了助推剂的作用。足球市长、足球省长的出现，让职业体育在资金吸纳方面获得了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型国企对职业体育的参与，让烧钱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让球员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市场能够承受的轨迹。
中国运动员的财富变化趋势
收入大幅增加
仅仅拿足球运动员的财富说事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体育界的财富现状，而且还感觉有点不厚道。虽然，足球走在了体育职业化的最前沿，球员的高工资一直备受争议，但仔细瞅瞅我们的榜单，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已经在姚明和刘翔这两个超级大佬的带领下，迅速占领原来属于足球运动员的领地。确实，从最本质上讲，运动员的收入还是应该和运动水平呈正相关。
第一名：姚明（篮球） 15000万
第二名：刘翔（田径） 3100-3300万
第三名：孙继海（足球） 1270万
第四名：郭晶晶（跳水） 950-1000万
第五名：田亮（跳水） 900万
姚明以旁人几乎不可超越的成绩----1亿5千万元人民币位列榜首，而要排进前三，没有上千万的收入那是想都不要想的，而那些年入7位数的足球运动员在这个榜上已经要位居末流了，财富榜的门槛可是越来越高了。1亿5千万是个怎样的概念呢？简而言之，约等于本次财富榜第2名到第30名的收入总和！
收入来源多样化
在体育职业化之前，中国运动员的收入大多来源于财政，也就是他们从体工队拿到的那么一点点钱。而今日，运动员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已经大大超过从前。还是以我们的状元姚明为例，虽然地球人都知道姚明那份顶级薪水的合同，但这祗是姚明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在他身上还有价格不菲的包括中国联通、苹果电脑、Visa信用卡、豪雅表、百事可乐、锐步和麦当劳等知名品牌在内的代言合同。
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运动员健康、积极的形象是巨大的无形财富，这是有别于以往的观念。不可否认，运动员最根本的价值来源于训练场和比赛场，但同时他们也拥有价值实现的多个途径。运动赋予他们独特的气质和魅力，也让他们完全可以拥有更大的展示自身魅力的舞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不仅展示了体育的魅力，同时能对品牌形象的推广和提升起到重大作用。运动员与商家在市场这个舞台上的翩翩起舞，对双方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收入运动员的多项目分布
上榜的50名运动员分布在14个不同的项目里，有常年在财富榜上占据大量位置的足球，也有群众基础雄厚的国球乒乓，有体育、娱乐两方面都拥有超高人气的金牌项目跳水，也有祗靠一个超级大牌支撑的田径、台球。这样一份榜单所包含的项目之广可能会超出人们的预想。
长期以来，足球运动员就以高收入着称，随着这两年市场的低迷，球员的薪水也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拥有最长职业历史的足球仍然是体育富翁的最大产地，占去三分之一的江山。稳扎稳打的职业篮球在经过10年的磨炼之后，也造就出了一批高收入的明星球员，人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期待其中的某些人能够成为第二个姚明，在财富榜上实现巨大的飞跃。与国球乒乓联系最紧密的也许就是那大大小小数不清楚的世界冠军，在为国家争得巨大荣誉之后，乒乓球也逐渐在市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在财富榜上赢得不少席位。中国女网在奥运会和澳网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也使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在财富上开始渐渐向国际网坛接轨，涌现出了一批财富新贵。当然，除了这些大户之外，还能看到一些仅有一人上榜的项目。像田径的刘翔、台球的丁俊辉、体操的李小鹏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还是一句老话，运动员的财富最根本来源于市场的需求。而随着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市场的完善，人们消费取向的多样化，原来的某几个项目专美的局面定会被打破，越来越多的项目能得到市场的垂青，运动员也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机遇。
运动员贫富差距拉大
如果因为看到这份每个名字后面都缀有不菲数字的榜单就认为运动员好赚钱，那可真是绝对的偏见。因为我们在这里列出的都是顶尖的运动高手兼赚钱高手，他们在自己所属的项目里，绝对是处于金字塔最最上面的那一层，绝大多数的塔基可没有他们这样风光。
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讨论运动员的贫富差距有点赶时髦的嫌疑，但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掌握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财富状况。撇开这些上了榜的运动员不谈，专门来看看那些收入不高的选手。中国女足的清苦是众所周知的，全部14支女足俱乐部队，加上国家青年女足选拔A队、B队，全年经费合计也达不到一支男足俱乐部队（最少2000万）的投入。上海、北京、大连三支球队的财政状况在14支女足俱乐部中比较乐观。尽管如此，2005年，北京城建女足中1987、1988年龄段队员的平均工资为800元到1000元/月，更小的队员基本上祗有400多元。在北京这样一个房价离谱、生活费用奇高的城市，这点收入，根本不够，幸亏球队管吃管住，不然，她们怎么活下去！
在一些运动员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同时，另一些运动员自身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反差。运动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可能是项目不同的市场化程度造成的，也可能与项目的受关注程度和成绩有关，当然，还离不开运动员自身的能力水平。
中国运动员的财富分配趋势
赚钱祗需笑盈盈地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就行；而分钱，这个把自己的钱送进别人口袋的过程难度系数可要高很多了。这钱分的对象不对，麻烦；钱分的数目不对，麻烦；分钱时态度不好，也麻烦。分钱的重要性归根到底在于它会严重地影响运动员以后赚钱的能力和效率。
近些年来，因为分钱造成的麻烦可真是够多的。远的说，马家军当年的风波，怎么也和那奔驰车、人民币有关系吧？近的说，田亮之所以被国家跳水队开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和游泳中心的经济纠纷，小帅哥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心上缴自己商业活动收入的50%。
其实这些围绕运动员财富分配发生的纠纷归根到底会牵扯到运动员、运动员成绩的产权归属问题上。
在中国体育职业化、产业化以前，在中国运动员有机会获得巨额财富以前，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举国体制的三级训练体系的框架下，国家投资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和培养，运动员出了成绩，都是为国争光，而获得的奖金在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在职业化以前，在中国运动员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应该讲是适用的。但在今天，在这样一个运动员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时代，集体、国家在分配时占有的高比例是不是应该被质疑呢？
运动员、运动员成绩的产权界定是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体育改革的今天。一方面是高额收入和多种来源，一方面是多渠道培养，这都为产权的界定增添了几分变数。
有人曾拿姚明、刘翔、丁俊辉和彭帅，这4个中国体育近两年来的焦点人物进行比较，探究在不同于传统的举国体制之外的市场化操作思路和财富分配方案。
无论是姚明的姚之队这种精英团队管理模式，刘翔的田协全权打包模式，还是丁俊辉的自主投资、经营模式，彭帅的管理费模式，都是中国体育在面临新形势，遇到新问题时的不同尝试。
财富榜上位列第一的姚明有经纪人团队----姚之队资替他打理各种事务。虽然他握有高额的工作和代言合同，但真正落入自己口袋时却要打不少折扣。首先，他要缴纳43%的个人所得税和10%的养老金，此外还要上缴给中国篮协5%（税后），付给经纪人团队4%。这样算下来，姚明的真正收入可就没有财富榜上那么多了。
刘翔是举国体制重点培养的结果，中国田协现在不仅要做好训练比赛的安排，还要担任刘翔的经纪人，目前的表现合格。在收入的分配上，刘翔个人占一半，而教练员、中国田协、地方体育局参与分配的方案既兼顾各方利益，又体现了体育明星利益的最大化。
非奥运项目选手丁俊辉是家庭培养的杰作，从重金栽培、海外留洋到自力更生，他的成功之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而通过经纪人来打理训练、比赛事务则更增加了这条道路的稳定性。在收入分配上，祗需考虑自己和经纪人就够了。
彭帅是天津队和网管中心共同培养的成果。特立独行的她拥有自己的训练表和计划表，虽然幷不太参加国家队训练，但依然是其中成员。她跨在职业与专业的分界线上，以职业球员的方式在成长，但在获得比赛奖金、广告收入时仍要向网管中心交纳管理费用。
这四种不同的尝试很难分出高下优劣，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特殊方案。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体育职业化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特例会出现。特例的解决会促成运动员培养和收入分配方案的转变，也会为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千网 -www.1000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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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时间: 2006-05-06
作者(转载者): Karen Liu | |
